有分者，天下之本利也，[71]也即要通过明分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争、乱、穷的祸患却体现着儒家安顿群体生活的智慧。

他说：我们近几年来，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，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。基于此，我曾写有《熊十力哲学研究》《牟宗三哲学研究》《台湾鹅湖学派研究》三书，系统疏解了祖孙三代的哲学思想，将熊、牟一系三代的研究形成一个闭环。

[10] 参见程志华：《台湾鹅湖学派研究——牟宗三弟子的哲学思想·前言》，人民出版社2015年，第13-14页。[18]不过，由于哲学的个体性特征，加上民族、文化、历史等原因，哲学学说、哲学流派进而中西哲学确有不同，此乃不可否认者。就三者关系看，现象我为真我的呈现，认知我为真我坎陷而来。其次，儒学须在后现代主义与自身义理间取中庸之道。这种观点引发了自我封闭反对会通的批评。

只有这样，儒学才能够既获得自身发展，又减少发展代价。研究范围不广，但研究领域相对集中。在传说中以仁德治天下的尧舜时代，其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

理学家强调动机而贬斥苟且换来的和平，讲和会盟不能是屈辱投降，主张通过正义战争维护君臣大义和中国的礼义。他对于追逐私利而违背礼义的晋等诸夏的行为，进行了更严厉的谴责： 《左氏》谓郑及楚平，诸侯伐郑，取成而还。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稳正义不谋利的立场，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。那么，孔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贬，对春秋时期的和平——止战结盟行为，就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，而应当具体分析，其中的关键，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义原则。

语其战胜攻克，则对以用力之难。桓公既没，中国无霸，郑伯首朝于楚，其后遂为此盟。

(12)朱熹亦从气质和功利出发，对羊祜、陆抗的行为予以贬斥，以为双方交往的所谓礼遇、德行不过是为倾轧对方而运用谋略而已。⑥⑦⑧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(影印)版，第16页。《春秋》三传对此的解释都很简单，《公羊传》对于《经》称楚人有一句简短的评论：此楚公子婴齐也，其称人何?得一贬焉尔。胡安国评论说： 按《左氏》：郑及楚平，诸侯伐郑，取成而还。

但是，和平如何到来，它以什么为前提和条件，却也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。(22)胡安国：《春秋传》，王丽梅校点，第218页。(15) 楚本为夷狄，但后来势力渐次增长。(13) 《春秋》以荆蛮黜楚，诸侯却不从中国之晋而从楚，所以是根本性的立场倒错。

诸侯修睦以蕃王室，所主者义尔，苟为以利，使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，诸侯必曰何以利吾国，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，不至于篡弑夺攘则不厌矣。曷为知其相结之以利也?后此郑伯使宛来归祊，而鲁入其地，会郑人伐宋，得郜及防，而鲁又取其二邑，是知输平者以利相结，乃贬之也。

和平的到来，需要仁德和国家实力的综合作用。……礼者，庶于仁，文质而成体者也。

儒家仁爱的推行是出于自然的情感，应当跨越国与国、人与人之间的界限，以普遍的人道关爱即远为治理天下的优先选项。僖公元年，改而称楚，经亦书人，于是乎浸强矣。这也体现了他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倡导者所拥有的胸怀和气度。所以，没有流血和牺牲，也就没有和平。孟子如此判断的理由，是战争行为的发生，应为天子讨伐和矫正诸侯的罪过，即所谓上伐下，而不是列国之间的互相侵夺，但后者却正是春秋时期战争的特色，所以说春秋无义战。其后入蔡伐郑，皆以号举，夷狄之也。

可能正因为如此，孟子把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的业绩相提并论，即它们都是指向天下太平、百姓安宁的理想社会的。所以，孔子特别称输平，正是要彰明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在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之上，以便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(20)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当夷夏之辨的标准与义利之辨相交集时，义利之辨的优先性便凸显了出来。(18) 在程颐，鲁想与郑修好讲和，却又迫于宋、卫压力出兵伐郑，故郑人来绝交。

在通常情况下，如果国与国之间派人讲和，意味着解怨释仇而不再兴兵作战，对此和平到来便应当给予肯定。中国进入近代社会，是由鸦片战争的战争来铭记的。

郑人曷为纳成于鲁?以利相结，解怨释仇，离宋、鲁之党也。又云：《春秋》大概是存此理。然而桓公退师召陵，以礼楚使，卒与之盟而不遂也。今人说《春秋》，有九分九厘不是，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?平日学者问《春秋》，且以胡文定《传》语之。

虽然，城下之盟，有以国毙，不能从也。其时责难宋楚讲和的儒者，其基本观点，一是司马子反作为楚国的使者，却同情宋国人的苦难，私自与宋讲和，这是内专政而外擅名，如果这样的轻君不臣都不谴责，而春秋大之，奚由哉?二是春秋之法，卿不忧诸侯，政不在大夫。

诸侯伐郑，取成而还则是中国诸侯在取得了城池后的止战。但无论是哪一个，都不是陆九渊心中所想。

孔子讲的当仁不让原本不是指如此的情形，但用在这里却十分恰当，因为它体现了根本的人间正义。在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眼中，和平不能违背夷夏之辨的原则，这始终是一个限定性的标准。

然终桓公世，皆止书人而不得与中国盟会者，以齐修霸业，能制其强故也。二是厌恶诸侯的非正义。到朱熹，更以为羊、陆相遗问，只是敌国相倾之谋，欲以气相胜，非是好意思(人杰录云：观陆抗‘正是彰其德於祜之言，斯可见矣。与此同时，在仁德与礼制之间，仁是内核，是质。

⑨⑩胡安国：《春秋传》，王丽梅校点，第228页。与郑之从晋，而不与郑之从楚，是贵晋而贱楚也。

注释： ①宋儒陆九渊对此很不以为然，认为：圣人作《春秋》，初非有意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。一以外夷狄，二以恶诸侯之失道，三以谨盟会之始也。

盟曰：我无尔诈，尔无我虞。四、义利之辨的道德定向 讲和会盟正义与否，在中国与夷狄之间是以夷夏之辨为标准。